作者：杨世明

徐州群众性的书法研讨一直活动在书法的范畴。

何谓书法？简言之，用毛笔书写汉字的之法、之道。其用毛笔书写是一个关键点。如此，用毛笔写汉字，则应从金文、甲骨文算起，至今3000年。

而在探讨“徐州人对‘书体’的伟大贡献”过程中，我们突破了书法的时间边界，而进入岩石刻文、陶器刻文的7300年前“原始文字的徐夷文字”、4000年前“仓颉造字”等问题的研究，从中可以梳理出徐州人对“汉字与书法的形成、发展”的七大贡献。

王昭鹏治印

一．徐州人对“汉字”的三大贡献

其一 贡献了“年纪最长的根子文字”

在探讨彭城书体、彭城书派、彭城两书体之中，我曾创造性地提出“根书法”的观念。现代科学、哲学肯定了“根子”的存在和价值。借此，我们可以说7300多岁的“徐夷文字”、7000岁的“楚地文字”等都是汉字的“根子文字”。

徐州人给汉字贡献了从目前史料证明是“年纪最长的根子文字——7300多岁的徐夷文字”。

其二 贡献了“汉字”的名字

中国文字，名为“汉字”。汉字之“汉”，源于徐州人刘邦创立的大汉王朝。这一贡献不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！徐州人的这一贡献与中国汉字一样永远立于天地之间。

新发现的7300年前《根子文字》

夏如花摄影

其三 贡献了黄帝史官仓颉整理“根子文字”的“基础字”

当下，研讨黄帝初都在“彭城”（古称“逐鹿”）正如火如荼地开展，且涌现了越来越多的史料予以佐证。如此，黄帝建都“彭城”就要发布政令，其政令之一是要梳理一下“写政令的文字”。于是，作为“仓颉造字”要素之一的“徐夷文字”，不仅是“参考字”，应该是“基础字”。秦始皇“书同文”就是用“秦系文字”作为“基础字”的。

记载“仓颉造字”的是徐州人伯益。伯益写作的《山海经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理人文志。《山海经》、仓颉用徐夷文字作“基础字”造字，这是值得研究的千古佳话，而不是神话。

二．徐州人对“汉字与书法”二者的三大贡献

其一 贡献了秦王朝统一中国文字的“程邈整理隶字”

秦始皇“书同文”的伟大决策，第一次统一了中国文字。作为“统一中国文字”徐州人程邈有整理隶书之功、助力推动之功；作为书法，李斯贡献了“小篆”的书体符号，徐州人程邈则贡献了“隶书”的书体之名“隶”，以及书写、整理的艰苦实践，更为重要的是“秦王朝实际上是以隶书统一了中国文字”。

早在程邈出名之前，隶书已经风行了。但中国人依然尊徐州下邳人程邈为“隶书之祖”，我以为这不是不尊重史实，而是中国人崇敬祖先传统的文化符号。如同说“鲁班是木匠之祖”，并不是说鲁班是第一位木匠。“隶书之祖”作为文化符号，记载了徐州人对“隶书统一全国文字”与“确立隶书之名、整理隶书之功”的贡献。

其二 贡献了“巩固隶书统一全国文字”的地位

秦王朝统一中国文字是伟大的，可惜15年的时间太短。被秦始皇打败的国家并不服气，谁不想统一中国，谁不想用自己的文字统一全国？例如，楚地也有自己7000多岁的“原始文字”。

打江山不易，巩固江山更难！“书同文”亦如此。好在徐州人汉刘邦“汉承秦制”，巩固了“书同文”的伟大成果，把不登大雅之堂的隶书奉上“正体书”的大位，且创立了闻名天下的“汉隶”。

重识徐州人与隶书的渊源，我以为不仅要继续研究其历史、贡献，还要呼吁把“徐州人写好隶书”，作为舞动汉风的一项文化工程。

其三 贡献了“汉隶一统天下的开放胸怀” 为“书者自由探索书体”提供了广阔的空间

大汉时代至魏晋时期隶书是“正体书”，也是楷书、章草、草书、行书、亦隶亦楷的魏碑等诸书体，发展最快、最丰富的岁月。

这是值得深入研讨的题目。

三．徐州人贡献了“彭城书体” 形成了地方特色书法“彭城书派”

中国书体有哪些？篆、隶、草、行、楷五体。在北魏时代，北方创造了“亦隶亦楷的魏碑”的混搭书艺。随着唐楷的问世，渐渐淡出了历史。

魏碑淡出历史是可以理解的。魏碑的天上有“汉隶的正体书”，后面又有唐楷的一言堂，作为地域的特色书法，自然上不了台面。

但魏碑之中有一家书法却顽强地活了下来，那就是后世被誉为的“彭城书体”。

“彭城书体”之所以生生不息，我以为原因有三点。

其一 彭城书体的“亦隶亦楷”具有强大的“混搭艺术”的生命力

当代是“混搭艺术”最为兴盛的时期，充分地证明其生命力的强大，且有理论的探讨。

其二 欧体最接近“彭城书体”

唐代的大家欧阳询，他了解汉魏时代的各种书体，却独具慧眼地选择北齐的刘珉的“彭城书体”作为研究、改造的对象，并“比较好地改造”（裘锡圭语）为“欧体”，开了唐楷的先河。

唐代对此有记载，当代又有裘锡圭先生在名著《文字学概要》上作了定论。“欧体”有永恒的生命力，其生命力里有徐州“彭城书体”的“根子”。欧阳询的长沙人，不是徐州人；欧体也不是彭城书体，于是张伯英先生用他先辈提出的“彭城书派”的观念，来评价“欧阳父子乃我彭城书派”。

其三 彭城书体蕴含着徐州八千年文风的“两大特质”

从文字发展、从文风、书风传承，徐州人有“二大特质”八千年来一以贯之。一是“气象正大、雄秀兼备”，二是“敢于人先、勇于创新”。

徐夷文字闪耀“二大特质”之光，程邈整理隶书也是如此，汉刘邦之“汉隶”更是夺目。在隶书一统天下之中，彭城一带又创新出“亦隶亦楷”魏碑的“雄秀兼备的彭城书体”。前有“汉隶”顶于天，后有唐楷一统天下，虽有创造性、艺术性的“彭城书体”同“魏碑体”一样，“唐以后，魏碑体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”（见《文字学概要》99页）。

彭城书体退出了全国书坛大舞台，其“二大特质”在彭城乡土文化的舞台上，仍生生不息，“固是如此”（张伯英先辈语），还出现了两大书家、两大书体。张伯英把魏碑融入行书，成就了中国20世纪书法的经典，张伯英也成为“一代宗师”。李可染则汲取魏碑“亦隶亦楷”的内核，充分发挥“混搭艺术”和“以画入书”的创造力，把“篆隶行草楷”五体的笔法和结体，大胆“混搭一体”创造了“可染体”。可染体的“五体混搭”，可以称之为“前无古人”，就这一点，我以为李可染先生对书法的贡献比他对中国画的贡献还大（余曾写过专论）。

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彭城，古代有“根子文字的徐夷文字”、汉字名、统一汉字之功、汉隶、魏碑之彭城书体，当代又有两书体，如此文化现象、如此文化贡献，天下有几家？

作为乡土特质文化的彭城城内出现了“伯英体、可染体”，城外还滋养了“两书体——欧阳体、启功体”。全国县以上城市2850余座，一城出现两种书体的文化现象，天下有几家？

从文脉传承、两大特质一以贯之的角度来看，从“彭城书派”作为徐州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来说，彭城书派不是1500岁，而是8000岁了。

纵观八千岁的彭城书派，“彭城两书体即张伯英书体、李可染书体”确是两大栋梁、两座高峰！其一手牵着中国书法的参天大树，一手拉着徐州山水的乡亲乡情；中国好书法叹为观止，彭城两书体平易近人。

在重识乡土文化的中国当代，具有8000年文化底蕴的“彭城两书体”，值得重新审视其文化和社会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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