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东坡的一生，是大起大落的一生，也是豁达超脱的一生。他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，自密州、徐州，历经乌台诗案的生死劫难，躬耕黄州，再赴杭州，辗转惠州、儋州，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。然而无论身处何地，他都以一颗赤子之心对待百姓，以一份超然之态面对苦难。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，这句自嘲式的总结，恰恰道出了他生命中最动人的篇章。
密州治蝗：与百姓共甘苦
熙宁七年(1074年)十一月，苏轼抵达密州任所，迎接他的是一场触目惊心的蝗灾。那时密州大旱，蝗灾肆虐，庄稼连年歉收，百姓生活困苦不堪。苏轼到任便立刻下乡调查蝗灾受害情况。他亲眼看见路边处理蝗虫尸体的农民，向地方官吏问询灾情，部分官吏却刻意隐瞒实情，诡称蝗虫只吃杂草，算不上灾害，苏轼听闻十分愤慨。
他以身作则，日常饮食简朴，与当地百姓共甘共苦，果断开仓赈济灾民。熙宁八年春，旱情持续，蝗灾进一步蔓延。苏轼推行以粮募民捕蝗的举措，鼓励百姓采用火烧、土埋的方式除灭蝗虫，对捕蝗出力的百姓奖赏米粮。他还会同密州通判赵成伯，亲自参与捕蝗抗灾，写下《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》记录这段经历。天降大雨之后，密州蝗灾逐步得到控制。
灾荒年月，民间时常出现抛弃婴儿的惨剧。苏轼调拨官府库存粮食专门收养弃儿，按月供给口粮，一年之内救活数千孩童。熙宁九年十一月，苏轼任期将满即将离开密州，心中依旧牵挂民生疾苦，作诗抒发对百姓仍受困苦的愧疚。当地百姓拦路哭泣挽留，场面令人动容。时隔十年，苏轼途经密州，当地父老依旧争相前来探望这位体恤民间疾苦的父母官。
徐州抗洪：“吾在是，水决不能败城”
宋神宗熙宁十年(1077年)四月，苏轼调任徐州知州。到任还不到半年，巨大的灾难骤然降临。黄河在澶州曹村决口，滔天洪水奔涌南下，淹没四十余县，八月二十一日直扑徐州城下。
洪水围城，城外水位高出城内平地将近两丈，城墙东南段最为低矮，水面之上仅剩不足六寸。城内人心惶惶，富户纷纷收拾财物想要出城逃难。苏轼登上城头高声疾呼：“富民出，民皆动摇，吾谁与守?吾在是，水决不能败城。”掷地有声的话语，尽显地方官员的责任与担当。
为守住城池，他积极争取，说服不归自己管辖的禁军一同参与抗洪。五千余名民夫加上城内兵卒，日夜挖土运料修筑护城堤。苏轼脱去官服，脚踩草鞋，在城头搭建草庐，吃住皆在城墙之上，日夜巡护，数次经过自家家门却不曾踏入。九月二十一日，全长九百八十四丈、高一丈、宽两丈的护城大堤修筑完成。十月初五，肆虐七十余日的洪水终于缓缓退去。
洪水退去之后，苏轼上书朝廷，请求拨款加固徐州城防。朝廷予以批复，嘉奖苏轼与守城军民。苏轼率众修筑的东南护城长堤，后世感念他护城为民的功绩，将其称作“苏堤”，这一叫法于明代逐渐流传，古堤的历史记忆，演变为今天徐州市区的苏堤路。时至今日，徐州依旧留存多处和苏轼相关的历史印记。
乌台诗案与黄州岁月：绝境之中的生命觉醒
元丰二年(1079)，乌台诗案爆发，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抓捕押往京城，经历生死劫难。大难过后，他被贬黄州。从朝堂官员变为贬谪罪臣，苏轼在黄州躬耕东坡，思想发生巨大蜕变，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人生境界，便于此间慢慢沉淀。
也是在黄州，苏轼结识同乡巢谷。巢谷手握一剂名为“圣散子”的药方，医治瘟疫效果显著，视若珍宝，连亲生儿子都不肯传授。苏轼再三恳求，巢谷才愿意将药方相授，但要求苏轼对着江水立誓，绝不外传。
虽然立下誓言，但苏轼并不认同秘藏药方的做法，他觉得良药应当普惠世人。不久黄州瘟疫爆发，在恪守个人誓言和拯救万千百姓生命之间，苏轼毅然选择后者，将圣散子药方交给名医庞安常，收录进医书流传后世。这剂药方药材寻常，成本低廉，“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”，帮助黄州度过瘟疫的浩劫。
贬居黄州的日子，苏轼褪去官场的浮华，耕田劳作、读书作文，在苦难之中完成自我和解，为之后为官济世积攒下精神力量。
重返朝堂再赴杭州：守一方水土，济万千生民
经历黄州贬谪，元祐年间苏轼重回朝堂，二次赴杭州出任知州。这一次，他手握治理一方的实权，得以大展拳脚造福百姓。
彼时西湖淤塞严重，“葑合平湖久芜漫”，水草疯长，湖面沼泽化不断加剧。苏轼十分痛心，向朝廷呈上《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》，写下千古名句：“杭州之有西湖，如人之有眉目。”得到朝廷准许之后，多方筹措经费，发动军民疏浚西湖。
清淤产生大量湖底淤泥，无处堆放。苏轼听取百姓建议，就地取淤泥修筑横跨西湖南北的长堤。淤泥质地松软，需要混合硬土加固，工匠计划取用慧因高丽寺旁赤山之土，遭到寺僧强烈反对，认为动土会破坏风水，工程一度停滞。苏轼赶赴现场多方劝解，僧人依旧不肯退让。苏轼慨然表态：“事由我而起，上天若降灾祸，就冲着我来!”刻石像作为高丽寺护法，工程才得以继续推进。
元祐五年(1090年)，长堤完工，也就是后世所称苏堤，“苏堤春晓”就此诞生。为保护湖面，苏轼在西湖中心设立三座石塔，划定界限，塔内禁止百姓种植菱藕，便是“三潭印月”的由来。同时他主持修缮六井，解决杭州城百姓饮水难题。
没过多久杭州瘟疫大流行，曾经的圣散子药方再度发挥巨大作用。苏轼在《圣散子后叙》记录：“去年春，杭之民病，得此药全活者，不可胜数。”他拿出公款二千缗，又捐出自己五十两黄金，设立安乐坊，聘请僧人坐堂行医，收留救治贫苦病患，定期免费发放药剂。安乐坊被视作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为普通民众服务的官办医院。于苏轼心中，“救药病疠，政无急于此者矣”，苍生性命，远重于个人许下的誓言。
惠州儋州：九死南荒吾不恨
绍圣元年，朝堂风云再起，苏轼再度遭贬，远赴惠州。彼时的惠州，远离中原繁华。虽身处贬谪逆境，他依旧心系民生，修桥建塔、推广农具，为当地百姓办实事。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，诗句背后，是他苦中寻乐的生活态度。安稳日子并未长久，朝廷的贬谪诏令接踵而至，已是花甲之年的苏轼，又被继续远贬蛮荒的海南儋州。
绍圣四年(1097年)，六十二岁的苏轼抵达儋州。1098年，他联合张中、黎子云修建载酒堂，也就是后来的东坡书院，成为海南较早的正规学府，名字取自“载酒问字”的典故。他秉持“吾道无南北”的教育理念，开化当地风气。尽管后世考证，东坡在儋州并没有大规模广收门徒，在册学徒人数有限，但载酒堂与苏轼居儋的功业，被后世看作海南人文兴起的开端，《琼台纪事录》评价：“琼州人文之盛，实自公启之。”
立足当地，苏轼传播中原农耕技术，倡导深耕与兴修水利。当地百姓迷信巫术、不信医药，他亲自采药制药，挖掘水井，用务实的方式疗治病痛。他秉持“咨尔汉黎，均是一民”的平等思想，尊重黎族本土风俗文化。三年儋州岁月，他写下一百三十余首诗歌、七十九篇杂记。等到遇赦北归，他挥笔写下：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短短十二个字，是他坎坷一生豁达心境最好的注解。
苏辙：一生都在“捞哥哥”
在苏轼跌宕起伏的人生旅途里，有一个人自始至终不离不弃，便是弟弟苏辙。兄弟二人相差两岁，自幼一同读书成长，情谊深厚。早年在京城怀远驿，兄弟二人许下“夜雨对床”的约定。嘉祐六年，苏轼远赴凤翔任职，兄弟第一次别离，作诗相赠：“寒灯相对记畴昔，夜雨何时听萧瑟?君知此意不可忘，慎勿苦爱高官职。”彼此约定，不要贪恋高官厚禄，期盼日后可以闲居相伴。
元丰二年，乌台诗案爆发，苏轼被逮捕入狱，性命堪忧。苏辙第一时间派人给兄长报信，心急如焚写下《为兄轼下狱上书》，恳请朝廷削去自己官职，替兄长抵罪。最终苏轼死里逃生被贬黄州，苏辙却受牵连，贬为筠州盐酒税，五年不得升迁。
苏轼被贬黄州，苏辙主动担起照料苏轼家眷的重担。后来苏轼贬居惠州，依旧牵挂远在江西的弟弟：“我亦坐念高安客，神游黄檗参洞山。”《宋史·苏辙传》记载二人：“进退出处，无不相同，患难之中，友爱弥笃，无少怨尤，近古罕见。”
苏轼离世之后，苏辙将侄子们接到自己身边抚育。晚年辞官归隐，他留下遗愿，要与兄长葬于一处，兑现年少时的兄弟之约。苏辙的一生，默默守护光芒万丈的苏轼，以官职赎罪、以家财接济、以余生相守，诠释了“与君世世为兄弟”的深厚情义。
结语
苏轼的一生，正是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最鲜活的写照。仕途浮沉，接连贬谪，辗转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。无论境遇顺逆，每到一处，他都竭尽所能为民谋利：密州抗蝗救民，徐州以身守城，惠州体恤乡土，杭州疏浚西湖设立医坊，儋州开化一方人文。
这份豁达，并非与生俱来。是历经生死磨难，博览群书浸润，汲取中华文脉养分，慢慢淬炼而成的生命力量。而在苏轼的身后，始终站着苏辙。手足同心，患难相扶，既有血脉亲情，亦为师友知己。苏轼以才情与担当照亮时代，苏辙以隐忍坚守温暖兄长坎坷的一生。
作者：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理事 周燕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