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市文史学者于克南先生经过多年研究，发现重阳节发源于徐州。
根据史料记载，重阳节的兴起有两种说法。
一说，和东汉时期的恒景有关。南朝梁史学家吴均(469年～520年)在《续齐谐记》中记载：汝南县有个青年叫桓景，有一年瘟疫夺走了他的父母，他就找到“悬壶济世”的费长房并拜他为师。有一天，费长房把对恒景说：“明天是九月初九，瘟魔又要出来作恶，如今你的本领已经学成，应该回去为民除害了!”。这时，费长房送给桓景一包茱萸叶，一瓶菊花酒，并授以避邪秘诀，让桓景立即骑着仙鹤赶回家去。桓景回到家乡，在九月九日早晨，他按照仙人的嘱咐把乡亲们领到附近的一座山上，发给每人一片茱萸叶，一盅菊花酒。中午时分，狂风怒号，北风骤起，天昏地暗，随着几声凄厉地吼叫，瘟魔冲出汝河，扑到山下。就在这时，瘟魔突然闻到茱萸的奇味和菊花酒的醇香，脸色突变，瑟瑟发抖，不敢前行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桓景手持降妖宝剑，立即奔下山来，经过几个回合的激烈搏斗，桓景将温魔刺死，瘟疫也就消除了。从此，每年的农历九月九日，男人登高饮酒，女人佩戴茱萸，就形成了风俗并年复一年地流传下来。
二说，和刘裕有关，由九月九日徐州戏马台登高、宴会、戏马、赋诗活动相袭而来。东晋义熙十二年(416年)九月九日，刘裕在戏马台为辞官的孔季恭饯行，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，受邀下属达一百多人，席间大家共同作诗送给孔季恭，著名诗人谢灵运、谢瞻同题作《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》，谢晦作《彭城大会》。这次雅集影响深远，后演变为戏马台重阳节文化，骑马射箭，设宴饮酒，并传播到全国各地。
苏轼对以上两种说法进行过考证，1092年9月9日，苏轼诗：“菊盏萸囊自古传，长房宁复是臞仙。应从汉武横汾日，数到刘公戏马年。对玉山人今老矣，见恒河性故依然。王郎九日诗千首，今赋黄楼第二篇。”
对第一种说法，苏轼讲戴菊花佩茱萸自古就有，这还不能算是重阳节的缘起。对第二种说法，重阳节的兴起应当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，到刘裕徐州戏马台集宴算是正式形成。
“汉武横汾日”是说金秋时节，汉武帝去汾谁游玩，在船上群臣喝酒聊天，汉武帝非常开心，乃作《秋风辞》：“秋风起兮白云飞，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兰有秀兮菊有芳，携佳人兮不能忘。泛楼舡兮济汾河，横中流兮扬素波。箫鼓鸣兮发棹歌，欢乐极兮哀情多。少壮几时兮奈老何!”苏轼认为，汉武帝出游汾河是重阳节缘起的一个起点，当兰花开放菊花芬芳的时节，不要忘记携佳人出游，临水玩乐，以畅秋志。
对第二种说法，南朝梁史学家萧子显(487年～537年)在《南齐书?礼志》中有权威考证：“九月九日马射，或说云秋金之节，讲武习射像汉立秋之礼，史臣曰：‘案晋中朝元会，设卧骑、倒骑、颠骑，自东华门驰往神武门，此亦角抵杂戏之流也。宋武为宋公，在彭城，九日出项羽戏马台，至今相承以为旧准。’”萧子显作为史官，非常肯定滴讲讲，皇帝于元旦朝会群臣，设卧骑、倒骑、颠骑等戏马活动，这些只能算杂耍表演而已，真正的标准是宋公刘裕在九月九日举办的集宴活动，包括戏马、宴会、登高、赋诗等内容，至今流传下来，并以此为标准。
自刘裕戏马台九月九日集宴以后，标志着重阳节正式形成，并且九月九日被称为重九节或重阳节，节日首先在南梁流行。南梁诗人萧纲《大同八年秋九月诗》：“大君重九节，下辇上林中。酒阑嘉宴罢，车骑各西东。时余守西掖，脂车归北宫。车分独坐道，扇拂冶城风。落照渐中满，浮烟槐外通。长乐含初紫，安榴拆晚红。”从这首诗中不难看到登高、宴会、戏马、赋诗四项活动全部都有。又如，南梁诗人庾肩吾(487年—551年)《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诗》：“献寿重阳节，回銮上苑中。疏山开辇道，间树出离宫。”
作者：于克南